[50]吴家麟先生也曾指出：人大行使监督权，是由人大作为最高层次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性质决定的。
卢曼认为，当组织从一个决策进行到下一个决策时，前一个决策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在阿冈本看来，紧急状态类似于罗马执政者在非常状态下的悬法（iustitium），[20]亦即法律被悬隔起来，暂时停止效力。
条件纲要设置了什么应该被认定为合法、什么应该被认定为违法的判准。例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把那些对于公民的通行自由、人身权、财产权等可以事前预见的限制，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划定紧急权行使的边界（我国近十几年来的大量应急立法都属于这种类型）。然而，在现代民主思潮和法治理念席卷天下的大势下，规训型紧急权不仅在理论上成为通说，而且在紧急权制度设计和运行实施中，也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配置。这就为把紧急政制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体制纳入法治轨道做好了铺垫。[37]目的这一概念，用社会系统论的专门表述来说，意味着一个能够以时间的双重模态化来表达的双重差异，[38]目的概念不过是对此差异的统一性的界定（在组织社会学中，这通常也被称为任务）。
关于政治运作从常态模式向紧急状态模式的转换及其社会效应，我们可以从卢曼对福利国家的政治运作以及相应社会后果的描述里面间接推导出来。[61]但是，波斯纳最终还是以实用主义哲学软化了法经济学的计算刚性。[45]汪铁民：《监督与支持中的政治逻辑》，载《中国人大》2015年第12期。
[16]参见林彦：《合作型联邦制：执法检查对央地关系的形塑》，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该理念主张，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并非互为对立面。[16] 其次，与针对其他对象的执法检查一样，针对法院的检查监督半径也溢出了其法定功能的辐射范围。[68]他还建议应当督促有关国家机关建立执法责任制、建立健全对执法机关、执法人员违法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以增强……执法检查的力度……从根本上改变执法不力的状况。
此外，就功能嵌入的类型而言，执法检查所整合的其他制度功能也以柔性为主。这种具体的、个案式的监督扭转了其在预算编制和监督领域的被动地位，同时也弥补了立法过程所留下的缺憾。
[10]也有学者指出，兼具监督功能与施政功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实践中则偏重施政功能。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关注和解决执法成本问题，并吸纳地方提出的修法意见，此为互惠。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早在监督法立法决策中表明其对个案监督的否定立场，并特别强调执法检查等监督司法活动主要是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制度，重点解决审判工作、检察工作中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督促解决涉法涉诉问题不等于人大常委会集体行使对‘两院工作的监督职权。）2018年7月，常委会又就《大气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
通过选择性的功能整合，执法检查被妥贴地安放在柔性监督的四至之内。另一方面，又不能单纯为了支持而回避矛盾和问题，追求一团和气，使监督权‘空转，成为摆设。监督支持论试图从合的立场淡化、模糊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的组织法界限，通过强调和维护双方的共同利益消解监督本应该具有的权力制约功能。立法可行性分析、立法前评估等也尚未精细到数目字管理的程度。
[57]参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41]监督支持论并未被监督法所确认，而是人大监督实践中所恪守的原则与习惯。
[78]监督法草案曾经试图建立对政府决定重大建设项目的监督制度，但最终以重大建设项目涉及的问题往往很复杂，专业性很强，法律很难规定统一的标准，人大及其常委会也难以审议决定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的职权分工[79]为由而未被法定化。但是，他认为，尽管地方人大（尤其是县级人大）仍然寻求执政党及行政机关的支持，但已经能够在监督活动中区分不同对象而展现更具冲突的一面，尤其是在面对法院的时候。
[69]程湘清先生主张，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宪违法案件，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结果作出严肃处理。在开展此类法律的执法检查时，依法尊重国务院的决策权不能被理解为怠于行使监督权。[39]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行使监督权时，不应损及被监督者依据宪法而享有的职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执法检查首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自我创设的监督机制，其在诞生初期更缺乏坚实的宪法及组织法支撑。[32]笔者认为，依法监督论和监督支持论这两个原则对柔性监督的形成和深化产生重要的影响。[45]在这一原则指导之下，包括执法检查在内的监督活动一般不会通过诉诸强制力而迫使监督对象改变政策或行为，否则很可能被质疑不支持后者的工作。
[75]郭道晖：《执法检查要与立法监督相结合》，载《人大工作通讯》1995年第1期。它们或是将多种职权的实现整合于一个事项之中。
五、未来制度走向：回归合法性原则 不可否认，以谦抑为底色的监督支持论的确在执法检查制度成长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个别检查实践也曾引起过争议。
[46]在常委会针对国务院开展专题询问的早期实践中同样可以观察到监督支持论的影响。[77]争议折射出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组织定位及其对监督边界的实际影响。
为确保询问的顺利开展，常委会曾主动与国务院联系协调具体的工作方案。[35]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注下，最高人民法院会过问某些个案的处理情况，或者进一步向常委会反馈后续进展。[25]杨景宇：《关于立法法和监督法的几个问题》，载《北京人大》2013年第6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者事实上也存在明显的交集——都可能突破组织法和监督法的规范约束。已有学者发现指出，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程湘清：《论人大监督》，载《求是》2002年第2期。[54]程湘清：《论人大监督》，载《求是》2002年第2期。
在宪法所确立的各司其职的权力配置框架下，人大尤其不能任意干预作为监督对象的其他机关法定职权的行使，更不能代行这些机关的职权。在法定监督权限范围内增强监督实效本无可厚非，但是由民主问责倒逼出的监督绩效观却无法避免因用力过猛导致的脱法现象，从而滋生监督过度的问题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12] 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0-641页。（四）普适性背离：一枝独秀的疑惑 我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唯一的规定。更有甚者，宁夏行政机关负责人实际出庭率达到80%以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从历年数据看，出庭应诉率与依法行政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40] 对大连两级法院的调研情况显示，多数行政机关负责人不了解案情，甚至不能陈述案件的基本事实，为此有的干脆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
在法治意义上，行政诉讼的本质在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而应当对其法理依据、生成背景、实施效果进行综合分析，更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
[14]笔者认为，民本文化与民主精神迥异，中国古代有民本文化却无民主精神。我国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